Note de l’éditeur：Dans le cadre de l’initiative « la Ceinture et la Route », l’économie de basse altitude, l’aviation verte et l’économie numérique constituent les secteurs prioritaires de la coopération scientifique et technologique sino-française. Si les deux pays disposent de dotations industrielles complémentaires, le déploiement des projets transfrontaliers se heurte à de multiples obstacles :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conformité navigabilité, inadéquation entre l’offre et la demande, coordination interculturelle, entre autres.
Cet entretien croise recherches quantitatives, réglement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retours d’expérience industriels pour analyser les opportunités de coopération bilatérale, les risques de conformité liés à l’expansion outre-mer et les freins à la valorisation technologiqu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e industrielle, il explore les voies de formation des talents pluridisciplinaires, afin de favoriser la circulation bidirectionnelle des facteurs d’innovation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编者按：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低空经济、绿色航空、数字经济是中法科创合作核心赛道。两国产业禀赋互补，跨境项目落地却受国际规则、适航合规、供需错配、跨文化协同等多重壁垒制约。法中孵化器联盟协会（AIFC）深耕双边产业孵化，本期专访协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水木学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讲师陈尚容博士。她拥有法国顶尖院校经济学研究积淀与国际机构跨境咨询实操经验，深耕三大前沿产业，持续推进中法青年科创交流。访谈结合量化研究、国际监管规则与产业实操，剖析双边合作机遇、出海合规风险与技术转化瓶颈，从产业经济学视角探索复合型人才培育路径，赋能中法创新要素双向落地。
受访者简介
陈尚容
法中孵化器联盟协会（AIFC）常务理事，理学博士、清华大学“水木学者”、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讲师。
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数学与应用专业博士，主要研究兴趣有绿色航空、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精通英法双语，拥有国际组织、反垄断咨询从业经验。
长期为头部企业及地方政府提供产业规划咨询，深耕中法青年科技交流，以理论与实务经验助力两国科创成果跨境转化。
Q1:您博士就读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于法国国立民航大学实验室深耕航空经济学，同时在图卢兹经济学院系统修习理论与量化经济学；归国后入选清华水木学者，主攻绿色、数字、低空三大前沿经济领域。
这段跨越中法、横跨基础经济学与产业研究的学术经历，对您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哪些影响？站在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您观察到当前中法科创合作在合作主体、诉求方向、落地模式上，呈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陈尚容：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就是结合我的学习背景去学习一个地方最有优势的学科。
图卢兹是欧洲航空航天重镇，所以我选择在法国国立民航大学（ENAC）从事航空经济学研究。图卢兹经济学院（TSE）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可以说是产业组织经济学最好的学校。我在那里系统接受了理论经济学和量化经济学训练。后来回国进入清华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希望能够立足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的产业实践，研究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领域。回过头来看，这些选择背后其实遵循着同一个逻辑——在最好的环境中学习最好的专业，再把不同体系的优势融合起来。
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体会到，学习一门语言、在一个国家长期生活，其价值远不只是能够交流，更重要的是理解当地的科研文化、产业生态和工作逻辑。很多合作并不是因为技术本身存在障碍，而是因为双方对决策方式、制度环境、风险偏好和合作机制的理解不同。真正融入当地生活之后，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一项技术，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这些经历也让我逐渐形成了三个相互校准的研究视角。
第一，是用经济学理解激励机制。TSE严谨的理论和量化训练，让我习惯先提出理论假说，再用数据去验证直觉，而不是仅凭经验判断问题。
第二，是用产业研究理解技术如何进入市场。在ENAC，我身处欧洲航空创新生态，深刻感受到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先进性，还要同时满足安全、成本、市场需求和制度规则等多重约束。技术创新最终能否形成产业竞争力，本质上是技术、市场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是用国际规则理解创新如何实现跨境落地。无论是在欧洲长期学习生活，还是在国际组织的实习经历，都让我认识到，国际规则并不是抽象的制度文本，而是在不同国家发展诉求、产业利益和公共目标之间不断协调形成的结果。真正的国际合作，需要同时理解技术语言、商业语言和规则语言。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我认为当前中法科技创新合作正在呈现三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第一，合作主体更加多元。过去合作更多发生在高校和大型企业之间，现在高校、科技型初创企业、产业链龙头企业、地方政府、投资机构、专业孵化器等创新主体正在共同参与，创新生态比过去更加开放。
第二，合作诉求更加深入。双方已经不仅满足于联合发表论文或开展技术交流，而是更加关注联合研发、标准验证、场景试点，以及共同开拓第三方国际市场，更强调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国际化。
第三，合作模式更加系统化。我看到越来越多合作开始沿着“联合实验室”到“示范应用场景”到“合规认证”最后形成产业资本的链条推进，把科研、产业、资本和国际规则连接起来，提高科技成果跨境转化的成功率。
我认为，对于青年科研工作者而言，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只是把一项技术介绍到另一个国家，而是成为不同创新体系之间的连接者和翻译者。既能够理解技术，也能够理解产业；既能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也能够理解不同国家的制度逻辑和市场需求。中法双方在基础研究、工程能力、产业应用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未来的合作，也将从过去的“资源对接”，进一步走向共同定义问题、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知识产权和市场收益，这也是我希望持续努力的方向。
Q2:低空经济正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新热点。法国在航空制造体系、EASA适航认证、低空空域管理上拥有百年积淀，中国则在无人机产业链、场景应用创新和市场规模方面具备显著优势。结合您的产业组织研究，中法双方最具落地潜力的合作方向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企业布局欧洲低空经济市场时，最值得把握的核心机遇是什么？同时最容易低估哪些现实门槛？
陈尚容：中法双方最大的优势在于互补而非竞争。法国拥有航空制造、适航认证、安全监管和空域管理的长期积累，中国则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快速迭代能力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最具合作潜力的方向，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低空飞行器及关键技术的联合研发，包括eVTOL、新能源动力、智能飞控等领域，发挥法国在系统集成和安全验证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在工程化和产业化方面的优势。
第二，是适航认证和国际标准合作。未来低空经济不仅是技术竞争，也是规则竞争。中国企业如果能够更早参与欧洲适航认证、标准验证和运行规则探索，将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三，是场景应用合作。例如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城市巡检等领域，通过联合示范项目推动技术、商业模式和监管体系同步创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进入欧洲市场最大的机遇，不是简单把产品卖到欧洲，而是融入欧洲创新生态，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和监管部门共同开展研发、测试和示范应用，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能力出海”转变。
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欧洲市场的现实门槛。适航认证不是一次性的市场准入，而是覆盖设计、制造、运行和持续适航的全过程；不同国家在空域管理、运营许可和数据合规等方面仍存在差异，仅符合欧盟层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所有市场。
我还认为，低空经济的发展不能只关注技术创新，更要关注安全治理。未来低空空域将同时运行物流无人机、巡检无人机、应急救援直升机、医疗运输等多种航空器，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化的运行规则和监管体系，包括飞行计划管理、实时监测、动态空域管理、应急响应机制等。特别是在重点区域和突发事件情况下，应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保障救援飞行优先、安全飞行有序。
未来低空经济的竞争，不只是飞行器性能的竞争，更是产业生态和治理能力的竞争。中法双方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在技术创新、安全监管和国际规则三个层面深化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Q3：您曾在国际反垄断咨询机构The Brattle Group工作，长期关注欧盟竞争政策、数字治理等国际规则，也参与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和产业咨询。在您看来，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出海欧洲，最容易低估哪些制度性风险与合规成本？未来欧盟数字治理、数据安全、绿色贸易等规则将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
陈尚容：我首先想强调，欧洲仍然是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值得积极开拓的重要市场。规则密集并不意味着机会减少，恰恰说明市场对高质量产品、可信技术和长期服务有稳定需求。企业不能因为规则复杂就停步，关键是把合规能力前置，边发展、边验证、边完善治理。
我在OECD、世界银行以及The Brattle Group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我更关注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出海欧洲，最容易低估的不是某一部法律，而是规则之间的叠加效应。一个数字产品可能同时面对GDPR的数据保护和跨境传输要求、DSA的平台责任、DMA所塑造的平台竞争秩序、AI Act的风险分级与治理要求，以及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成员国劳动规则。单项看似可控，叠加后会直接改变数据架构、算法设计、产品界面、供应商选择和组织责任。
第二个误区是把合规理解成法务部门的文本工作。欧洲监管越来越强调“可证明的合规”，也就是说为什么收集数据、算法如何影响用户、风险如何识别、人工监督如何实现、发生事件后谁负责，都要形成记录和证据链。第三个误区，是只关注罚款，忽略整改、下架、声誉损失、交易延误以及并购估值折价等隐性成本。
未来，我认为欧盟数字治理和绿色贸易规则将推动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治理能力出海”。数字产品需要更加重视数据安全、算法透明和责任机制，绿色贸易则会越来越关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能源来源和供应链可追溯性。这些要求都会逐渐成为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条件。
对企业而言，我建议把合规前置，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开展法规适用和竞争风险评估，在技术架构上落实数据最小化、权限管理、可解释性和可审计性，在组织层面建立跨部门合规机制。同时，也可以更多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与长期研究国际规则、竞争政策、数字治理等领域的专家开展横向课题研究。很多制度变化具有前瞻性，通过产学研合作，可以更早识别风险、评估影响，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有理有据的决策支持，而不是等规则落地后再被动应对。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保持信心。中国数字科技企业经过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完全有能力参与全球竞争。出海不仅是把产品和服务带到海外，更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合作和项目实践，讲好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故事。我相信，只要坚持开放合作、尊重规则、持续创新，中国企业一定能够在欧洲乃至全球市场赢得更多认可。
Q4：近年来，绿色航空、氢能航空成为全球航空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您也长期关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演进。从您的研究来看，中法未来在哪些绿色航空领域最有希望率先实现突破？推动实验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应用，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陈尚容：我认为，绿色航空不仅是飞机动力的变革，更是整个航空运输体系的绿色转型。从中法双方的优势来看，未来最有希望率先实现突破的领域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这不仅包括生物燃料、合成燃料等技术研发，也包括原料评估、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核算以及机场燃料供应体系建设。欧盟已经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为联合研发、产业投资和供应链合作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
第二，是面向支线航空和低空航空器的电动化与混合动力技术。包括电池管理、电机、电控、热管理、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法国在航空系统集成和适航认证方面经验丰富，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工程化和规模制造方面具有优势，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第三，是综合交通体系的绿色协同。未来绿色航空不仅要关注飞机本身，还要优化运输方式之间的协同。例如航空与高铁联运，通过合理分工，将短途运输更多交给铁路，航空聚焦中远程运输，可以提升整个综合交通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减排效果。这也是我近年来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我认为中法在这一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应用，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打通从技术到市场的全过程。绿色航空是一个高度安全监管的行业，一项新技术不仅要证明能够飞，还要证明能够安全飞、经济飞、持续飞。这意味着技术研发、适航认证、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和市场需求必须同步推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监管部门需要共同参与。
未来的竞争不仅是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更是谁能够率先建立技术、产业和规则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中法合作最大的价值所在——发挥双方比较优势，共同推动绿色航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从产业走向全球市场。
Q5：您既拥有法国高校的系统科研训练，也拥有国际咨询机构和产业实践经验，还长期参与国家数字经济研究及地方产业规划工作。站在“科研+产业”双重视角，您认为当前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最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陈尚容：我认为，当前最大的挑战不是科研创新不足，而是如何跨越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所谓“创新的死亡之谷”，是指很多技术在实验室阶段已经证明具有可行性，但从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应用时，往往会面临工程化、商业化、标准认证、资金投入和市场接受度等多重挑战，最终无法实现规模化应用。
从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来看，这个问题尤其明显。高校擅长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企业关注市场需求和商业价值，但两者之间仍然缺少有效衔接机制。例如，一项低空飞行技术可能在实验环境中表现优秀，但要真正投入运行，还需要经过安全验证、适航认证、空域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业模式探索；数字技术同样需要面对数据治理、用户场景、产业适配和合规要求。
因此，我认为未来需要重点加强三个方面。
第一，从需求端定义科研问题。很多高价值研究并不是单纯追求技术先进性，而是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瓶颈。高校和企业应该共同参与，从真实产业需求中发现科学问题和技术方向。
第二，建立跨越死亡之谷的创新机制。除了实验室研究，还需要加强中试验证、示范应用、产业基金支持和政策环境建设，让技术能够经历从“可行”到“可靠”、再到“可商业化”的完整过程。
第三，培养连接科研与产业的复合型人才。未来创新不仅需要科学家和企业家，也需要能够理解技术逻辑、产业规律和政策环境的“桥梁型人才”。他们能够把科研语言转化为产业语言，也能够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研究问题。
从我个人经历来看，无论是在法国高校、国际咨询机构，还是回国参与数字经济和产业规划研究，我越来越认识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创新，不仅是在论文中提出新的理论，也不仅是在实验室中实现技术突破，而是能够形成“科研发现—工程验证—产业应用—市场推广”的完整链条。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拥有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快速迭代能力，下一步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机制，让更多原创技术跨越“死亡之谷”，真正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Q6：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绿色航空均为交叉型新兴赛道，发展离不开兼具国际规则认知、专业技术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您长期推动中法青年科技人才交流，也熟悉双边高校与产业资源。在您看来，当前中法科技合作最紧缺的是哪一类人才？高校、科研机构和市场主体应如何形成联动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性？
陈尚容：我认为，当前中法科技合作最需要的，不只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而是能够连接技术、产业和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
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绿色航空等新兴领域，本身就是高度交叉的产业。未来的人才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术，还需要理解产业发展逻辑、国际标准体系以及不同国家的创新生态。例如，一名低空经济领域人才，既要理解航空技术和安全要求，也要了解适航认证、市场需求和商业模式；数字经济人才则不仅要懂算法和数据技术，也要理解数据治理、竞争政策和国际规则。
我认为，这类“跨界连接型人才”是未来中法科技合作中最稀缺的资源。他们能够成为不同创新体系之间的桥梁，把科研语言转化为产业语言，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优势。
从人才培养机制来看，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联动。
第一，高校需要更加重视跨学科培养。未来不能只是培养单一专业人才，而需要加强经济学、工程技术、管理科学、法律政策以及国际交流能力的融合，让学生既具备专业深度，也具备解决复杂产业问题的能力。
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需要更深入参与人才培养。很多产业问题来自真实场景，企业可以提供应用需求、数据资源和实践平台，高校则提供理论方法和创新能力，通过联合实验室、产业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项目等方式，让人才在真实问题中成长。
第三，需要加强国际化实践。跨文化能力不是简单掌握语言，而是理解不同国家的科研方式、商业逻辑和制度环境。我自己在法国长期学习生活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语言是基础，但真正重要的是理解对方体系背后的思维方式。只有真正了解合作伙伴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国际合作才能更加深入。
未来，中法科技合作需要的不只是“会交流的人”，而是能够共同发现问题、共同解决问题、共同推动创新落地的人。
我相信，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快速创新能力，法国和欧洲拥有成熟的科研体系、产业经验和国际规则影响力。通过培养更多具有全球视野和产业理解能力的青年人才，可以把双方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交流合作走向共同创新。
Q7：作为青年学者、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学与新兴产业研究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您同时拥有法国长期学习研究经历、国际组织和咨询机构实践经验，并持续参与中法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在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您如何理解青年科研人员在推动国际创新合作中的角色？未来您希望在哪些方向持续发挥作用？
陈尚容：我认为，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科研人员更多关注知识创造和学术突破；而今天，面对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青年科研人员需要成为连接科学创新、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我的个人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合作不仅是技术和资源的交流，更是不同创新体系之间的理解和融合。从法国高校的科研训练，到国际组织和咨询机构的工作经历，再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展研究、参与产业规划和青年科技交流，我一直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理论研究更好回应产业需求，让创新成果真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我希望继续围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航空产业等方向开展研究。一方面，通过经济学理论和产业分析方法，研究新技术如何形成产业竞争力，探索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和政策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继续推动中法青年科技人才交流，为不同国家、不同创新体系之间搭建更多合作桥梁。
我认为，青年科研人员不仅要“做研究”，也要“连接资源”。既要扎根中国丰富的产业实践，也要保持国际视野，理解全球规则和产业趋势。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创新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优势，也让更多中国科研成果和产业实践被世界理解和认可。
Q8：展望未来3至5年，您认为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绿色航空等新兴产业将为中法合作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作为AIFC常务理事，您认为协会未来应重点打造哪些平台和机制，更好地服务中法科技创新合作与企业双向出海？
陈尚容：我认为，理解未来科技创新，需要有一定的周期视角。
在《原则》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是“很多社会和经济现象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受到一定规律和周期影响。”科技创新同样如此。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市场扩张，再到规则完善和生态形成，任何一个新兴产业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航空为例，当前我们正处于许多新技术从“创新探索期”走向“产业重构期”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既充满机会，也伴随着不确定性。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真正形成产业竞争力，还需要经过工程验证、商业模式探索、标准建立和全球市场认可。
因此，我认为未来十年的竞争，不只是短期技术领先的竞争，而是长期创新体系能力的竞争。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和丰富应用场景，这些优势能够帮助新技术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同时，欧洲在基础科研、产业标准和国际规则方面具有深厚积累。中法合作的重要价值，就是把不同创新体系中的优势结合起来。
对于青年科研人才，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坚持长期主义。很多真正重要的创新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回报，需要经历技术积累、产业验证甚至多轮迭代。青年科研人员既要关注前沿热点，也要有长期投入基础研究和核心问题的耐心。
第二，要培养跨周期的能力。技术周期、产业周期和政策周期往往并不同步。优秀的人才不仅要懂技术，还要理解产业规律、市场机制和国际规则，才能在变化中找到机会。
第三，要成为连接不同体系的人。未来最有价值的人才，不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而是能够连接科学、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人。他们能够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业能力，也能够把中国创新经验与国际合作结合起来。
我始终相信，创新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新的技术，更在于推动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对于青年科研工作者而言，重要的是既要看到短期变化，也要理解长期趋势；既要做好自己的研究，也要主动参与国家和全球创新体系建设。
未来十年，中国科技创新将迎来更多机会。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突破者，也需要规则理解者、产业推动者和国际连接者。青年科研人员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用长期积累参与下一轮创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