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法“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深化,跨境融合难点已从语言、政策等显性壁垒,转向文化认知错位与心理适配等隐性挑战。法中孵化器联盟协会(AIFC)以产业落地与人文互通为双抓手,赋能中法双向合作高质量发展。本期我们专访协会常务理事、情绪神经心理学专家吴灵丹博士。她深耕海外华人心理支持与跨文化融合领域,将结合学术与实践,拆解跨文化沟通逻辑,解读出海企业心理支持体系,探讨数字心理技术合作机遇,为中法人文与产业协同注入专业力量。
受访者简介
吴灵丹
法中孵化器联盟协会(AIFC)常务理事
法国华人心理学研究者及咨询师协会会长,Now Wellbeing 华人正念中心创始人。
情绪神经心理学博士、健康心理学方向博士后,牛津正念基金会(前身为Oxford Mindfulness Center)正念认知疗法培训师资。拥有中、德、瑞、美多国顶尖高校科研与教学经历,深耕情绪调节、跨文化心理适应等领域,发表国际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及参与十余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指导全球多所高校五十余名学生。
长期聚焦海外华人心理支持与中法人文交流,联动中欧学界与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融合。

Q1:近年来,随着中法人员往来、企业国际化以及青年交流不断深化,您观察到华人群体——包括出海企业员工、留法青年以及来华发展的法国从业者——在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和跨文化认知方面,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挑战?
吴灵丹: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中法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企业国际化不断推进以及青年交流持续深化,中法关系正进入一个更加深入、更加立体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旅法华人群体——包括出海企业员工、留法青年,以及来华发展的法国专业人士——所面对的跨文化挑战,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今天的跨文化适应正在从“生活适应”转向“心理适应”。过去,来到法国的人重点关注的是语言、住房、签证、行政手续等现实生活问题。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但随着交流与合作的深化,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价值观、组织模式、沟通习惯、身份认同等深层次的议题,需要有更多深耕中法文化心理的专业人士提供支持。
其次,在数字时代,无论在地球的哪端,人们都可以通过手机便捷地与国内亲友联系,阅读熟悉的新闻资讯,观看熟悉的视频内容,留法青年和外派员工中开始出现一种“假性融入”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已经适应本地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每天关注的信息、参与的讨论几乎全部来自原有文化圈层,与出国前无异,对所处的本地社会既不关心、也不参与。这种身心割裂的状态不仅影响心理健康,加剧心理困境,如“数字乡愁”、孤独、焦虑、失控、抑郁等,也会限制跨文化适应能力和工作胜任力的发展。
因此,当下的跨文化支持,不仅仅是帮助一个人生活上适应新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帮助其完成心理适应的转变和建立跨文化身份认同。当越来越多的个体能够身心合一地去探索、体验和理解另一种文化,在保持自身文化的根基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学习与沟通能力,能够连接不同价值体系,提升跨文化胜任力,中法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就能更加顺利、更加深入地开展。
Q2:很多中法合作项目推进过程中,真正的障碍并不是语言,而是文化认知和心理适配。结合您的实践,中法人群在沟通方式、决策习惯、团队协作和情绪表达方面,最容易产生哪些心理错位?
吴灵丹:是的,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跨文化合作最硬核的瓶颈,并不是语言能力,而是不同文化背后的心理运作机制。中法人群在这几个关键层面的“心理错位”主要表现为:
第一,沟通方式的错位。
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强调关系和情境。我们习惯“点到为止”和“看破不说破”,即使意见不同,也倾向于留有余地,希望维护彼此的“脸面”与关系的和谐。法国文化则更接近低语境文化,强调观点表达、逻辑论证和公开讨论。法国人在会议上直接说“我不同意”,通常是在讨论观点,而不是否定个人。在他们看来,充分讨论本身就是对合作负责。因此,在沟通中,中国员工常常会觉得法国同事“太直接、不给面子”,而法国同事则会疑惑:“明明有异见,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地说清楚?”
第二,决策方式的错位。
中国团队更加重视效率、执行力和灵活应变,以结果为导向,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升级;法国团队则更加重视程序、公平和法律框架,希望在充分讨论、论证和形成共识之后再行动。所以,在中法合作项目里,很多中国人会困惑:“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决定要讨论这么久?”而法国人则认为:“好的程序,才能保障长期的效率。”
前阵子法国高温天气,关于安装空调的社会讨论,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国社会主要从现实需求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而法国社会则会更多地考虑能源政策、公共预算、环境保护、劳动权益以及法律程序等诸多因素。这种“结果导向”与“过程导向”的不同,体现了两个社会长期形成的治理文化与决策方式的错位。
第三,团队协作的错位。
中国团队更强调集体目标和整体配合,愿意根据团队需要灵活调整个人职责;法国团队则更加重视专业边界、职责清晰以及契约精神。因此,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同事常常会“大家一起帮一下,很快就完成了。”而法国员工则会以“这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为由拒绝。中国人可能觉得这是缺乏团队精神,而法国人却认为这是尊重制度、尊重专业,也是对所有成员公平负责。这背后反映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契约和协作模式的差别。
第四,情绪表达的错位。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中情绪表达更加克制,习惯隐忍或间接表达,希望尽可能避免公开冲突,以维护团体稳定;法国文化则更习惯直接表达压力、情绪和不同意见,允许和接纳直接的冲突。因此,在跨文化团队中,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法国同事觉得中国员工“情绪太稳定”,中国员工却觉得法国同事“太多抱怨和抗议”。
两种情绪表达与前面所述的中法沟通方式、决策习惯以及团队协作一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都是在各自文化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默认模式,在本土的社会认同、关系维护和群体协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Q3:对于越来越多赴法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外派员工的心理健康支持为什么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的一部分?您对企业建立这类支持体系有什么具体建议?
吴灵丹: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赴法发展,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理念也亟待升级。传统观念将员工心理健康支持视为企业福利,但它实际上更是企业国际化战略和组织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外派不仅意味着岗位的迁移,更意味着个体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网络、家庭关系以及文化身份的重构。海外派驻项目能否成功,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跨文化适应能力、家庭支持状况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同样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实践表明,外派项目受挫的根源往往并非员工业务能力不足,而是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压力过载、焦虑、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识别和有效干预。这些隐性的心理风险,最终可能演变为决策失误、团队冲突、职业倦怠、人才流失,甚至导致整个海外项目的执行风险和经营成本显著上升。
因此,心理健康投入不应被视为一项短期成本,而应被看作提升组织韧性、增强企业海外竞争力和塑造国际品牌价值的长期战略投资。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不仅能够输出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更能够帮助员工建立跨文化环境中的心理韧性,使组织在全球化发展中实现可持续成长。
我认为,跨国企业可以从三个层面逐步建立员工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第一,预防体系。
心理支持应该开始于外派之前,而不是等问题出现以后。企业建立系统的外派前心理评估和跨文化适应培训机制,不仅帮助员工全面了解法国的社会环境、法律制度和职场文化,更重要的是提前识别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可利用的支持资源,从而提升其跨文化沟通能力、心理韧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同时,外派员工家属也应被纳入支持体系,因为家庭成员的适应状况往往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心理状态、工作表现及外派任务的整体成效。
第二,驻外阶段的持续支持。
发展跨文化的持续的心理支持,在员工外派期间,提供兼具中法双重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与跨文化培训资源,建立心理风险监测与危机干预机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促进活动和团队建设活动,帮助员工在陌生文化环境中建立归属感,增强社会支持感,确保员工在出现心理危机信号时能够获得及时、专业的支持与干预。
第三,回国后的再适应支持。
“逆文化冲击”是外派员工心理健康支持中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员工在长期海外工作后返回国内,往往仍需重新适应组织文化、人际关系以及职业角色定位。如果缺乏系统的回流支持和过渡期辅导,员工容易产生失落感、身份认同困惑和职业发展焦虑,甚至因此选择离职,造成人才流失和企业培养成本的浪费。
我相信,随着社会整体心理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更加重视外派员工的心理健康管理,逐步建立覆盖外派前、外派中和回流后的全周期心理支持体系,从而提升员工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和海外工作胜任力,增强国际人才管理水平,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Q4:您长期组织中法青年交流活动,也接触大量青年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在您看来,两国青年对彼此国家仍存在哪些典型认知偏差?如何通过持续的人文交流帮助青年建立真正的理解与信任?
吴灵丹:这些年,我们持续组织了中法青年线上和线下交流活动,最大的感受是,中法青年之间的壁垒在不断打破、认识在不断加深,但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仍然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在更加丰富、多元的人文交流与实践合作中逐步建立。
今天,信息获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便捷,但真正的理解却依然充满挑战。许多人被困在算法塑造的信息茧房之中,缺少面对面的交流、真实的文化体验和深入的人际连接,而没有这些基础,就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法国青年,特别是从未到过中国的青年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受媒体叙事和既有认知框架的影响,停留在经济规模、科技发展或者国际议题等宏大层面,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数字经济、当代文化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了解仍然有限。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对法国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媒体内容的影响。提到法国,很多人首先想到艺术、时尚、哲学、葡萄酒和慢生活;也有一些人受到片面信息影响,形成对法国社会治理、安全状况等方面的刻板印象。这些碎片化、标签化的信息,容易加深误解,阻碍对彼此文化的真实理解。
因此,我始终认为,中法青年之间需要更多长期、深入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平台,为双方创造真实的共同经历。例如,在联合科研、创新创业、社会公益、田野调研、医疗实习以及企业实践等领域开展合作。只有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中法青年才能彼此协作、充分交流,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在欣赏彼此优势的同时直面差异、化解冲突。
真正深厚的理解与信任,往往不是来自对某种文化符号的了解,而是来自对一个个鲜活个体的认识。当我们能够看见具体的人,理解他们背后的价值观、生活经验和信念时,才能跳出抽象化、标签化的“认知陷阱”,从简单的“文化体验”进一步走向“文明共创”。
Q5:近年来,AI心理健康、数字疗法、VR心理干预、可穿戴情绪监测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您认为未来3—5年,这些技术将在中法医疗健康、教育、企业员工关怀等领域催生哪些新的合作机会?
吴灵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疗法、VR沉浸式技术、脑科学、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正在重塑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未来3-5年,中法合作的机会,主要来自双方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互补。
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平台生态、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和丰富的数据场景,在产品创新和规模化应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法国则在医学伦理、循证研究、临床规范以及公共健康体系建设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将有机会共同探索未来心理健康的新模式。例如,双方可以共同研发AI辅助的医疗健康支持系统,帮助海外员工、国际学生及早识别亚健康信号,及时获得帮助和支持;也可以共同开发基于VR和AI的跨文化培训平台,让准备赴法工作的员工、赴华发展的法国专业人士提前体验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境,在沉浸式体验中提升文化适应能力;甚至将可穿戴设备结合AI算法,建立科学循证的心理健康监测和危机干预系统,为留学青年和企业员工提供持续的健康保障。
Q6:法国心理健康产业拥有成熟的专业体系,中国近年来也不断拓展数字心理健康、企业EAP等新业态。您认为中法心理健康产业开展双向合作,最大的制度、市场和文化挑战分别是什么?未来最具潜力的合作方向有哪些?
吴灵丹:中法心理健康产业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窗口期。双方各具优势、互补性很强;但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从现实层面来看:
第一,是制度层面的挑战。
中法两国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职业资格认证、医疗监管、数字疗法审批、人工智能医疗应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存在不同的法律框架和监管逻辑。这既体现了各自的制度特点,也意味着未来需要更多政策对话、标准衔接和国际合作。尤其是在AI生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未来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共同探索跨文化伦理规范、数据治理和专业标准。
第二,是市场层面的挑战。
法国心理健康体系发展较早,更强调循证医学、专业规范和长期服务,公众对于常规心理咨询和长程心理治疗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中国近年来数字心理健康、互联网医疗、企业EAP发展迅速,创新能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服务效率高。双方最大的机会,不是谁复制谁或者取代谁,而是在规范与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在科学证据与数字技术之间形成互补。
第三,是文化层面的挑战。
心理健康从来不是脱离文化存在的。不同文化对于心理问题的理解、求助方式以及服务期待存在明显差异。法国民众普遍接受较长周期的个体心理治疗模式,也更强调对个人隐私、边界和专业伦理的保护。而在中国,人们更加重视心理问题解决的效率、功能恢复以及实际效果;并且除了常规心理治疗外,大家更容易接受心理成长、正念训练、身心调适等具有发展性和实践性的疗愈方式。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内在修养、自我觉察和身心平衡的思想也存在一定联系。
这些差异在中法心理健康产业合作过程中,可能带来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磨合。例如,法国专业人士可能更加关注个体差异、治疗过程、个人隐私和边界,而中国市场可能更加关注服务的可及性、规模化推广以及短期可见的效果。如果缺乏文化转换,单纯复制某一方的模式,都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所以,展望未来,我认为以下几个方向可能成为未来最具潜力的合作领域:
第一,推动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融合创新。发展融合心理咨询、压力管理、正念训练的多层次身心健康服务体系,既满足个体深度成长需求,也回应社会大众对于心理健康管理的期待。第二,拓展企业员工心理健康与跨文化适应服务。双方可以共同开发针对跨国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解决方案,包括外派前心理评估、跨文化适应培训、海外员工心理支持、领导力发展以及回国后的“逆文化冲击”辅导等,帮助企业提升国际化人才管理能力。第三,促进青年心理健康与人文交流结合。通过联合研究、青年营、社会创新项目、公益实践等形式,让两国青年不仅交流文化,更共同探索压力管理、身份认同、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等共同议题。在共同经历和合作过程中,心理健康理念也能够成为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第四,开展心理健康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通过学者交流、临床实践合作、专业培训和科研项目,促进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的互通。同时,也可以推动符合双方文化特点的心理健康研究,例如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压力应对方式、家庭关系、代际关系以及幸福感形成机制。
从更长远来看,中法心理健康合作的未来,不是简单复制某一方的模式,而是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探索一种兼具专业深度、社会普及性和文化适应性的心理健康发展模式。
Q7:您长期推动法国华人心理学研究者协会的发展,也持续开展心理支持、文化交流等公益活动。在您看来,这类专业人文社群为什么能够成为连接中法社会的重要桥梁?与传统商协会相比,它最大的独特优势是什么?
吴灵丹:法国华人心理学研究者与咨询师协会成立的初衷是促进华人群体心理健康、提升生活幸福感、推动跨文化融合,并促进中法心理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致力于在中法社会发挥多重作用:传播心理健康知识,促进跨文化交流,提供安全可靠的情绪支持,搭建人与人之间真诚沟通与连接的桥梁。
通过心理咨询、公益讲座、青年交流活动,以及跨文化培训和科研合作项目,我们持续而广泛地在华人群体发挥影响,帮助组织和个人更深入地认识自己、更真诚地理解他人,在看见彼此价值观、思维方式、情绪表达与行为模式差异的同时,也发现共同的人性基础与合作可能,从而培育和守护更加开放、包容、友善且富有韧性的家庭、组织和社会生态。
相比传统商协会,人文专业社群最大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建立的是一种“软连接”。这种连接往往无法直接写入合同,却深刻影响着合作关系的质量和长期发展。无论是跨文化沟通能力、人际信任的建立,还是对彼此价值观和行为逻辑的理解与尊重,这些看似无形的因素,实际上都是推动中法交流与合作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不仅仅依赖经济利益,更需要理解、信任和情感纽带。心理学和人文社群所做的工作,正是在这些无形但关键的层面搭建桥梁。因此,人文社群不仅是中法交流的参与者,更是社会互信的建设者和文明对话的推动者。
Q8:最后,展望未来3—5年,您认为中法人文交流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心理学、青年交流以及跨文化理解又将如何为两国深化合作、增进社会互信提供新的动力?
吴灵丹:未来3—5年,中法人文交流将迎来新的机遇,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机遇在于,两国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医疗健康、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为人文交流创造了更多现实场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通过留学、实习、科研合作和创新创业,亲身了解彼此国家,这为建立更加真实、深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契机。
挑战则在于,在全球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但真正理解彼此却变得更加复杂而困难。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的算法推荐以及封闭的话语体系,容易放大误解和刻板印象。如果缺少持续、深入的人际互动,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
我认为,未来心理学将在中法人文交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心理学关注的不只是心理健康,更关注人与人之间如何理解、沟通与合作。它能够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彼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逻辑,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也帮助跨文化团队建立信任、合理面对和回应冲突、增强合作韧性。
青年交流同样至关重要。真正的理解,不是来自一次访问或一次论坛,而是在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无论是联合科研、创新创业、公益实践还是文化项目,当中法青年成为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交流对象时,就更容易建立长期的友谊与互信。
我始终相信,未来中法合作不仅需要经贸合作的“硬实力”,也需要心理理解、文化认同和社会互信的“软实力”。而心理学、人文交流和青年合作,正是培育这种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只有不断促进人与人的真实连接、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才能为中法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更加持久、更具韧性的动力。
当越来越多的中法青年愿意跨越文化边界,在学习、工作、科研、创新和社会实践中携手合作,中法人文交流所孕育的将不仅是新的合作成果,更是一种以理解促进合作、以信任凝聚共识、以文明互鉴推动共同发展的新范式。






AIFC 协会也将联动法国丝路商学院,持续发挥中欧双向桥梁优势,对接山西新能源、高端制造、文旅康养等优势产业,助力晋企出海拓市、欧洲资源入晋落地,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集聚三晋,推动更多山西优质品牌扬帆出海,为山西对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奋力谱写山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崭新篇章。










